开一张良知的处方
参加朋友的家庭集会，有幸认识了当地颇具名望的私立医院的院长王先生。当我问及他的发家史时，这个中年男人看上去竟带着几分与他的年龄和经历不太相称的忸怩。伴着清凉的晚风，在朋友家宽阔的露台上，他向我讲诉了自己的经历：
那一年我26岁，是当时分到那家公立医院的第一个研究生。医院有一条内部规定，医生的工资和奖金是与自己的业务量相挂钩的。也就是说你所开处方的多少、患者购买药量的大小和所做辅助检查的费用都将直接影响你当月的收入。正是在这类机制的鼓舞下，许多医生不管患者的病情轻重，总要叫他去各个辅助科室走一遭，做着没有多少必要的这样或那样的化验与检查，并在开处方时尽可能开得贵一点、多一点。最初我也是这么做的，而且并没感觉有甚么不妥。由于这类事情在医疗部门乃至在一些患者的眼里，几近就不是甚么秘密的事情。直到有一天，从一个农民忧伤的眼神中，我看到了自己卑下、猥琐的灵魂。
那一天，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农民样子的人走进我的诊室。我为他诊断后，肯定他只是得了农村人由于不讲卫生而常常患的肠道寄生虫病。检查完了，我正要开化验单让他去化验一下大便，不经意间抬开端时，却见他正怯怯地看着我，“医生，我的病严重吗？要治得花多少钱？”
我一愣，开化验单的手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见我犹豫了，那农民的脸一下子变得惨白，“钱多的话我就不治了。去年孩子他娘得了子宫癌，治了一年多没治好最后还是死了，欠的债至今还没还清，不能再由于我让俩孩子这辈子也翻不了身啊！”他嗫嚅着，眼泪顺着那张干枯的脸簌簌地淌了下来。
我的心一阵痉挛，一种深深的惭愧啮咬着我。做为医生，本应以治病救人为天职，而今天的我们为了一己私利竟公然违背良知与职业道德，让许多贫困仁慈的人们面对高额的药费望而生畏，以致于使本来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小病因得不到及时的治疗而延误了病情，乃至夺去了许多人低微柔弱的生命。学了十几年的医学，难道就是为了中饱私囊而置一切于不顾吗？我们的所为是在救人呢还是在故意杀人？或许我们可以堂而皇之地继续这样做而没必要担心会遭到法律的制裁，但良知呢？我们能逃过自己良知的谴责吗？
那一刻，面对着那张满是皱褶的脸，我惭愧难当。也正是从那时起，我发誓不再开“泡沫处方”了。
但也正是那一决定，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最初几个月我乃至拿不到他人收入的四分之一。一年后，才渐渐有了一批自己的固定病人，一些新病人也大都是老病人介绍来的，有许多病人一进医院便直接要求找我。虽然，许多时候我看三四个病人也不如别的医生看一个病人的收入多，但看着那一束束信任的眼光，一张张浑厚的笑脸与一份份发自内心的感激，我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了被人尊重的滋味，那不是钱所能买得到的。
后来，院长找了我好几次，说别的医生反应我争取了他们的病人。我一气之下辞了职，自己开了一家小诊所。有许多我原来的病人，不惜展转几十里路来找我给他们看病，那种被人信任的感觉一次次鼓舞着我在最艰巨的时候将诊所支持了下来。再后来，我的一名病人看中了我，为我投资建了当时市里的第一家私人医院，再后来便发展到了今天你所看到的这个模样。现在，我们旗下的这九家医院每一年都要招收大约二三百名新毕业的学生，在他们开始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天，我都会为他们提一个要求：面对病人，请开出你良知的处方。
回家的路上，我默默地回想着王院长的创业史。他的经历和德国西门子电器公司的开创人西门子先生有着许多类似的地方。西门子先生这个具有传奇色采的老人在他的晚年谈到自己的创业史时，曾说过一句很是耐人寻味的话：“我的一生中，所选择的研究总是以大众利益为条件，但到了最后最大的受益者却总是我自己……”
的确，在市场经济为主导的今天，人们愈来愈看到了诚信的价值。一个企业或是一个年轻人，只有将客户或他人的利益放在第一名，处处为他人着想，才能真正赢得他人的依赖。而如果只是过量地斟酌一时之利，总有一天，将失去立身之本。今天我们这些成年人特别是那些涉世之初的年轻人们，当你们每次面对物资利益的时候，你们所开出的，是不是也是自己良知的处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