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青草，你为何喧哗？
一
我诞生在山西，从初中起，我的记忆里就没怎样见过蓝天，我们家的水要烧开沏很浓的茶才能喝，不然就是苦的。我们家的远房亲戚，每隔一两年，就听说有人在矿下出了事。
十年后，我重回山西，拍摄老窑头村，发现情形比我记忆中的更加糟，这里的人们靠雨水为生，这个我所见的有最美的明清时期窑洞的乡村，现在唯一的色采，是黑灰满天的公路上，暗红色的运煤卡车。昼夜不停。
这个村庄有一座每一年可以挣上千万的集体煤矿，但人们过得比十年前更贫困。将近1300人的村落，年人均收入不到600元。
煤矿归历屇村委会主任承包。村委会主任是村民自己选出来的。只不过选票出现金买。一张2500块钱，在竞选现场，所有的现金就放在大箱子里现场分发。
在场的乡人大的主任说“我管不了，我管，老百姓要打我”
“反正也没有村民代表大会，煤矿的事只是村长一个人住主”老百姓说。“我们就把这选票当作分红。”
年轻的小伙子都很兴奋，骑着崭新的摩托车在土路上呼喝追逐。
只有一个矮个子老人，扯着我一路爬到山顶上，看他家新盖的房子，墙上全是大缝子，岌岌可危，用几根木头撑起来，他家的正下方就是煤矿——山体已挖空了。
村里人看着他跳着脚向我哭叫几近疯癲的模样，都笑了。他们的房子在山下，暂时还没事。
十年前我的制片人张洁拍摄《西古县村纪事》，纪录下那里第一次农村基层选举，把农民第一次投进选票箱的动作以三倍的速度放慢时，他心灵的激越与情感可见。
但是一百年前，梁启超已说过“然吾闻共和政体，以道德为之气者也。”他说的是公民道德，也是我们今天所說公民社会的文化和人民素质。“苟脫威力之制裁，而別无道德之制裁以统一之，则人各立于同等之地，人各滥用其无穷之权，挟怀私具。”
制度只是一张纸，选票，是一张更小的纸。
民主，或是进步，其实不一定随之而来。
二
一群人，坐在一起喝茶。
他说，我想做一个象《费城故事》里的律师事务所的那个合伙人。
“为何呢？”
“他可以那末得体地把那个感染艾滋的同性恋开掉”他说。
我愣了一下，他一直是我的朋友，一个优秀的，接受过很好教育的律师。
他看了看我“每一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你不能去要求他人宽容”
“宽容？。。。”我说“宽容的基础是理解，你理解他们吗？”
“怎样不理解？”他说，曾有一个同性恋男子向他表白，他从此不再理睬此人。
“你可能认识他们，但你知不知道性对他们来讲究竟是怎样回事？能不能自我选择？他们的爱情是怎样样的？”
他打断我“就是觉得恶心”
“为何你会觉得恶心？”
“反正从小的教育就是这样的”
他多是不太愿意多谈这个话题，脸转过去了。
我的这个朋友，办过很多为弱者鼓呼的案子，是个正直的人，但是他认为可以随便剥夺一个人的工作，由于这个人和自己的性取向不一致。在我们的节目里，这样的事情不会少吧。。。一个待人很善意的男人可以虐待一个女人，由于她是自己的妻子。一个破案很优秀的警察可以随便传讯一个人并且把他投入监牢，由于他长得瘦象一个吸毒者。一个医术高明的医生可以把没法完全取出的化学品植入女人的胸部，由于它是政府允许的。。。。如果全部社会都容忍，乃至默许这么做，那我们如何能寄望一个能尊重少数人权利，容纳异已的制度？如果我们的文化里没有对价值和秩序坚持的营养，我们怎样能孕育出公平正义的政治理念？
文化看上去无形无色，却决定了我们的社会从何处来，往哪里去。
——那末，文化是甚么？
1999年龙应台初任台北文化局长时，接受文化预算的貭询，有议员一脸酒色，带着挑衅之意地大声问“局长，你说说，甚么是文化？”
“文化？它是随意一个人迎面走来，他的举手投足，他的一颦一笑，他的整体气质。他走过一棵树，树枝低垂，他是随手把枝折断抛弃，还是弯身而过？一只满身是癣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怜悯地避开，还是一脚踢过去？电梯门打开，他是谦抑地让人，还是霸道地把他人挤开？一个盲人和他并肩路口，绿灯亮了，他会搀那盲者一把吗？他与他人如何擦身而过？他如何低头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带？他怎样从卖菜的小贩手里接过找来的零钱？”
文化，是公民社会的那块粘土吧。离离原上草，从此中萌芽。
所以我们制作《以生命的名义》，为同性恋人群的的健康服务多年的医生张北川说“我希望有一天，看到人们在一起，彼此欣赏彼此的选择，我们看到，爱得到了尊重”
我们制作《流浪乞讨人群调查》，看到无臂的男人，在燠热的西安街头，坐在地上，嘴里衔着毛笔写“慢道雄关真如铁。。”他对着镜头说“我不需要慈善，要帮的话，请帮助我有尊严地活下去”
我们制作《注射隆胸调查》，把希波拉底(Hippocorates)誓言用在片尾：我愿尽余之能力及判断力所及，遵照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检束一切随落及害人行动，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与他人，其实不作此项之指点，虽然人要求亦必不与人，……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作各种害人及卑劣行动……
我们制作《被起诉的杂志社》，判媒体赢的法官说“对媒体的容忍有多大，社会的进步就有多大。”
《新闻调查》十年了，从办公室的窗口看出去，当初细嫩的榆树春绿冬白，一年一年长大，但是一棵树，不管怎样生长，最上真个树叶，饱含的依然是一样的土壤的成份。
文化，看似只是不起眼的泥土，但是我们期待的文明而有尊严的社会，就是从这里生根，抽芽，一片叶子一片叶子长出来的。
三
二十岁的我，是个刚刚读完财会专业的女生。
我不知道12岁的胡适，背诵抄写的的是《新民说》、《天演论》、《群己权界论》。老师们出的作文题目是“论日本之所以强”和“言论自由”。
我抄在本子上的是，大学政治经济学课上的一二三四点的笔记，边角上还抄着亦舒言情小说里的字句。
在采访陈图画离职事件时，他说“我们的政治考试是反政治的，没有人尊重这个学科"
年轻人，是对社会的参与最有热忱的阶段，可是，我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才开始，去面对和了解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政治和我有着甚么关系？教育是用来干甚么的？政府的存在是为了甚么?人与人之间有甚么样的联系？
我住的地方楼下是铁路五小，每天早上7点钟，大喇叭里就有一个雄壮的男声高喊“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所有的孩子，象我当年一样，随着认真齐声大叫口号。无日无之。
夜里翻书，才发现我的问题，胡适在一九三○年早就问过：少年的朋友們，请仔细想一想：你进学校是为什麼？你进一个政党是为何？革命是为了甚么而革命？政府是为了甚么而存在？
但是快一个世纪过去了，今天的少年人，依然象我当年，作业上整整齐齐的抄着作业，作文题目年年是《难忘的一天》，不知道时事，不讨论时事，不关心松花江的水污染，不了解甚么是矿难，不清楚自己班里的干部选举和自己有甚么关系。。。
文化，都由一个一个的人组成。而文化的生命力来自于这一个个的人是不是有独立的能力，思考的能力，和批评的能力。
哪一天，象我这样爱看言情小说的大学女生，也有兴趣和知识去参与公共事务，我住的楼里每天上12小时班的电梯工能有机会和勇气为自己争取到休息的权利，10岁的孩子可以站起来问老师“甚么才是共产主义”而且得到认真的答案。。。我们这些传媒人材不会有那末多反反复复，自疑自问的焦虑吧。
四
1934年，十六岁的瑞典少年在魏玛看到纳粹的领袖，他和千万人一起大声喝彩，泪流满面。当人们后来已不再怀疑纳粹确切屠杀了数百万犹太人的时候，他还固执地说那是反纳粹的狠毒宣扬。
许多年以后，电影导演柏格曼突然想通了自己为何会那样推戴希特勒，“我们历来没听过自由这个词，历来没尝过自由的滋味。在一个权威体系里，所有的门，都是关着的。”
不论是一片青草，一个人，一个节目，一座村落，或是一个时期，成熟生长，都不是与岁月俱来的——除非土壤中饱含营养，枝叶经过风吹雨打，沉实厚重，还有，门打开着，自由，如春风自然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