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青春没有逆袭
文/张墨宁
24岁的林宇第一次当伴郎。
他悉心置办了一身正装，色彩昏暗、款式规矩的衬衫加西裤。当初找工作时，也不曾有这样拾掇自己的兴趣。在外地的大学室友要结婚了，特地吩咐他：“不要穿你的万年球服过来。”林宇对室友的老成一番嘲弄，但还是慎重地答应了。
套上装成熟的衣服，林宇感到一阵别扭，却是欣喜的烦恼。他人的婚礼，自我的规范，对这个大学结业生来讲，生活仿佛要进入正常化的轨道。
林宇属于社会所解读的“自我中心”的一代。消费主义的风潮裹挟了他们从童年至青年的全部进程。同时，他们又处在一个剧烈变化、理想主义远去的时期，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从单纯到圆滑、从无知到精明的火箭般成长。
他们的青春期，注定要比任什么时候候都短暂。
被现实被自己挫败
2003年以后，大学扩招致使就业潮延续高涨，读书的性价比劣势改变了高等教育的传统功能。昔日的象牙塔被混乱的价值观打破，在去理想化和保持出世精神之间徘徊。培养精英的意义不再，全部社会在慨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校已沦为职业培训场而又不够实用的时候，普遍的落差感便成了这代人的心理共鸣。“毕业即失业”其实不是夸大其词的恐慌制造，是大部份人必须面对的残暴现实。
而与此构成反差的是另外一种参照：“官二代”“富二代”的飞扬跋扈和不劳而获。普通的年轻人乃至不必从网络和报端上获得信息，由于同龄的“官二代”“富二代”也许就在他们身旁。“只有身份才能改变身份”的社会价值判断，深深烙在他们还没有成熟的价值体系中。
“即便循序渐进完成学业，也不一定会有一个好的前途。对普通人来说，这是一个在起跑线上就已输掉的时期。”林宇说。或许正是这类想法，让他选择了“混”.
大一的第二个学期，林宇挂科了。学校把成绩单寄到家里的时候，他和父母都不以为意。这个家庭还没有从儿子考上北京重点大学的喜悦中冷却下来。2006年，大学生的贬值和就业的困难已被社会热议，却其实不影响一个西部县城对高等教育的过度期望，进入大学在那里依然是一个神话式的前程。在热浪般的羡慕与庆祝中，林宇被父母送到了北京。
像魔咒一样，挂科愈来愈多。被寄与厚望的少年沉迷于网络游戏、足球。学校有很多人都拿不到双证的先例更是增加了安全感，让他自动屏蔽了内心深处的不安。“从当时挂科的比例来讲，不乏那末一批人，有人乃至没到4年就退学了。”林宇试图为自己当时的心理找缘由，“我的意思不是说，你看，还有比我差的，应当是有一种比较普遍的潜伏的东西在影响着我们这些人。”
等他发现大溃败到了不可整理的时候，马上要毕业了。“知道双证已拿不到的时候，我就开始破罐子破摔了。觉得所有的努力都已徒劳。”他放弃了任何可以补救的机会，带着一张结业证离开了学校。“分别那天，所有人都说这没甚么，但所有人都知道，这意味着甚么。”
虚幻的逆转
林宇不是没想过另谋前途，他称之为喜剧式的创业计划。他不断重温足球中的经典逆转。2004至2005赛季欧冠决赛利物浦对AC米兰，上半场连进3球的AC米兰几近已稳坐胜局，孰料下半场利物浦连扳3球，终究靠点球逆转登顶，拿下了冠军。这场赛事，林宇每看一次都会热血沸腾，像信仰一样为之膜拜、癫狂。他开始固执地认为，自己的一生将只与足球有关。
他注意到很多人工作以后依然愿意回学校踢球，但是没有一个很好的场地、赛事和信息平台。这也许是一个商机，可以做类似于足球同盟的网站。这个想法燃起了他久违的热忱，他开始在纸上草创网站的页面和模版。专注了一个月以后，发现所谓的创意不过就是一纸空谈，他没法对他人清晰解释客户群体、盈利模式。足球带给他的快乐与能够转化的价值之间，差之千里。“兴趣是一回事，现实是另外一回事。”林宇说。
“其实我只是把足球的逆转投射到了现实生活，变异成了一种病态的自大和赌博式的心理。”林宇这样解剖自己。他觉得愤青情绪也因此而产生，学业的失败、无业的恐慌，都能在一边上网阅读新闻，一边痛骂社会和体制不公的快感中得到释放。这是他的同龄人共同的成长体验，网络信息的海量冲击让他们与社会提早相遇，电脑屏幕上显现出的喧闹和缭乱，远比真实的生活更有戏剧性和吸引力，关注他者无异于暂时忘记自我窘境的止痛剂。
足球中的逆转其实不是真实的人生，林宇开始苏醒。
同学答应把林宇介绍到自己所在的小公司，要求不高，月薪2000元。但是，等了一个多月后，还是不了了之。林宇决定回故乡跟亲戚学做小生意，他想着自己总还是有“力气”这点价值的。不过，他很快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亲戚的彩票店卖出一张彩票才赚1毛钱；周围开饭馆的人天不亮就要起床，人人都必须有手脚并用、精明油滑的本事。这是他第一次接触真实的底层社会。“原来苦力活也不是谁都干得来的。”林宇开始觉得，他其实不属于这个群体，“并没有像小说里写的那样，甚么下定决心、发愤图强，虽然没有明确的想法，但是觉得该做点甚么了。”
依照教育部的规定，拿到结业证的大学生可以在两年内重新申请补考换取毕业证。只剩下半年的时间了，林宇决定重拾书本。他开始重新审视学历在这个社会中的份量。脑中的线路图也渐渐明晰起来，虽然拿不到学位证，但有了毕业证，即可以考研，新的学历将冲洗掉结业生的污点。他太渴望摆脱低人一等的不堪地步，回归用社会眼光看来正常的年轻人的行列。
但是，运气好像自高考以后就不再会降临。在家里埋头苦读，考试时坐火车来北京，挂掉的课程一门一门补过了，终究却输在了最后一科上。55分，宣判了完全的失败。
林宇说：“那段时间和家里的冲突特别多，有时候会坐着发愣，也不知道在想甚么。”此时，他才真正扯开伤口，检视自己犯下的错。他想不通，要用甚么样的代价才能挽回4年的荒废。
林宇回到了北京，开始做简历，找工作。他希望能够在自己栽倒的地方重新站起来。虽然单薄的一页纸上，几近没有可写的履历，但他终究要学着摆脱寄生的窘迫。一个月后，一家小公司接收了林宇，月薪3000元。他告知父母这个消息的时候，很平静。
“不管如何，重拾了久违的那种规律状态，虽然同学的研究生都快读完了，你以为人家是白上啊。”林宇不再坚持他的“学历无用论”.虽然依然租着一张床位，每天要用两个小时赶去上班，但他知道，24岁的这一年，他终究不再是个“另类”.偶尔，他也会想，社会压力、亲人的期望、自己的前程，这是否是青春应当承受的。
这不再是一个年轻即资本的时期，工业流水线上的经验主义要求每一个人必须在短时间内实现成人化，在一个竞争白热化的社会环境中，出错的青春会被迅速、无情地抛弃，“做自己”显得既无用又荒唐。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利和财富固化为当下的“二代”们所继承和享受的物资的时候，他们这代人的横向差距远胜于任何时期。具有特定的血统和遗产，才能有闲庭信步的从容和放逐自己的资本。而对一个普通的年轻人来讲，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才是他们最真实的前路。所谓的“逆袭”,不过是自我安慰的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