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执的青春
文/王安安
回想我的北京大学时期，开头，应当是一个银灰色的清冷的凌晨——我在北京初秋清冷的凌晨醒来。
我醒在北京大学的校园里，这里就是我心中沈从文、郁达夫那些现代作家们曾关注的地方。我曾那末痴迷钟情的二十年代，曾在这里释放过青春最靓丽的姿态，有真实的自由和激扬的时期。
我其实不是第一次发现自己是很少去想未来的人，由于对过去，我那样地依赖。回想——我在这个清冷的凌晨发现回想是一个酒坛子，我们那末多的感动都依赖于这个酒坛子开启的一霎时。
在我这里，美丽成了一个个的定格，在新的定格产生之前，我只能依赖旧的定格追思曾的感动。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近乎极端地活在追思当中，经常是那样万般无奈地凝视着曾的种种，就像是手抓不住酒香。
这是我的局限。而发现这个局限的，正是我已开始挣脱的动作。
由于我看到树叶上跳跃的太阳。就是这个凌晨，就在我们31楼楼下，那一个瞬间如此美丽，高大的杨树上面全都是太阳。我发现沉迷于追思的我忘了寻觅新的定格了。
完成了大三的最后一篇论文，去还书。图书馆面朝东门，直通校外的大街。走出图书馆的那一刻，身旁的女伴说，你看，尘世原来就在我们眼前不远的地方。那一瞬间我想起第一次站在这里时心中显现的一句话：北京大学就是一个世外桃源。或许是我需要的吧，世外桃源也是幸福的，也还能看到人间凡俗的烟火在不远处燃烧。
我找到了现在时的美丽定格。骑车穿越理科楼群中间的草坪，平旷的视野里全是青草的芳香，让我想起在南配殿看的第一部电影——《关于莉莉？周的一切》，岩井俊二把绿色用得那末残暴。
那部片子让我第一次想到自我意识的问题。青春就是对自己一场巨大的解构，自我就在这类活动中急速膨胀。按严格的医学计算，一个人的青春期应当是从10岁到20岁。在我19岁的那一年，我来到了北京大学，三年，在一次次的选择、徘徊、挣扎、洗礼中，那个膨胀的自我在渐渐恢复它本来的体积。某个清冷的凌晨醒来，当我发现自己不再有那些虚无的故事情结；在从这个世外桃源里眺望尘世的一霎时，我知道我的青春期终究邻近尾声。我终究明白，年轻的眼睛只有在岁月的洗涤中，才能不再只看到内心深处青涩湿润的沼泽，而是看到外面，例如，树梢上跳跃的太阳。
刚上高中时，我说我喜欢新文学时期的作品，高年级的师哥师姐都说，哦，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喜欢张爱玲。那天一个中文系的学姐问我，外国的戏剧你看过甚么？我说只看过萨特。她马上很共鸣地说，大一的时候喜欢萨特是正常的。后来遇见广告系的学姐叶子，问我喜欢甚么电影，我随口说我喜欢张扬的《昨天》，她说，跟我那时候真像。
北京大学给了我甚么？曾以为，是一种酒神意味的自由不羁，和将知识变成文化，再将文化变成智慧的能力。我自然地认为北京大学给了我很多问题的答案，但是这些答案日新月异地变化着，证明我的以为都还是片面的。那末北京大学给我的究竟是甚么呢？
原来北京大学并没有给我答案，它给了我一个问题，那就是：你要做一个怎样的人，要过怎样的一生，高贵地活着还是卑下地活着，做古典的人还是做现代的人……我行走在这个淡灰色的校园里，脸上带着哈姆雷特式的思考，固执而天真地保护着我们仁慈而纯真的理想主义。